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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岸•往事】新年又到了

来源:北京文学网 日期:2019-11-11 分类:女生悬疑
历史的误会给了他一顶帽子,从1961年末戴上以后,这一戴就戴了十八年。开头几年,他只觉得有些沉重,而后的十多年,他就被压得直不起腰来了。   且不说他平日里受到的各种各样名目稀奇的“待遇”,就说这过年吧:从1964年起,义务给队部扫院子(其实这是饲养员的日常工作);1966年以后增加了起马圈粪;1968年开始给大队秧歌队抬大鼓……每一次“加剂子”,就像法律一样固定下来,以后就年年如此。   就说这抬鼓吧。每年春节大队要组织秧歌队,到各队的光荣之家去慰问,这也是老传统了。但以前那面大鼓是用小车推着的,这回却要用老四类使杠子抬;从排练到巡回,一抬就是半个多月。往年,起完马粪扫扫院子,还能在家消受几天;从那以后,这老莫头就再也别想在家歇着了。   秧歌队出发了。前面是彩旗开道,接着是花花绿绿油头粉面的秧歌手,后面是乐队:吹喇叭的,拍小钹的,最后是擂大鼓的。乐队的人穿着虽不那么艳丽,却也十分齐整;只有两个抬大鼓的,破衣旧帽,浑身尘垢,且脸色阴沉,与秧歌队的调子大不谐调。人民的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的难受之时嘛!   秧歌队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子。孩子们不断地向抬鼓人投掷土块,有的还故意地撞到他们身上,使这两个腿脚不灵的人趔趄到苞米茬子地里去:谁让他们犯罪来着!   乐队奏起来了,大鼓敲得嗵嗵响。老莫头的耳朵已经不觉得震得慌了,大概那里面住了一窝蜂子,挡住了音响;他只觉得心好像要跳出来,那每一槌都像捶到了他的心上。粗硬的杠子在他的肩上抖着,他小心翼翼地抬着,使鼓面端正地对着敲鼓人;眼睛还要朝前看,随着秧歌队的转动兜着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散场。他拖着两条酸腿回到家来,那碗应景的饺子已经唤不起他对新春的兴趣;他靠墙坐在炕上,松松酸肩膀,闭上了眼睛。大鼓的声音仿佛还在他的耳畔心头响着:咚咚咚,咚咚咚……   1976年春节。这个已经抬了八年大鼓的老莫头病了,腊月三十,他步履艰难地到大队去请假。   “怎么?你想退休了?不行!”年轻的胡书记负责这项工作。   老莫头苦苦哀告。   “你实在抬不了,叫你儿子来替。”   老莫头有些惊讶。他战战兢兢地问:“那几个……”,被改造的不止他一个,但是那几个都是沾点官亲的。   “你想换班啊?你不能来就叫你儿子来。别废话,耽误了秧歌可找你算账!”   老莫头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家去找他儿子,那心情就像杨白劳卖闺女一样。   听了父亲的诉说,儿子又气愤又委屈,一股怒火从心头喷了出来:“我不去!这还兴接班吗?”   “哎呀!你就替我去一回吧。咱们拧不过人家呀!”   “有个挨斗够他的了。有事找我,不用你去。”   一家人谁也没吃出大年初一早上的那顿饺子有什么滋味。收拾完碗筷,都囚在家里,等待着祸事的到来。   果不其然,九点钟,来了两个脸上涂着胭脂的临时民兵。   “叫你们爷俩都上大队!”   老莫头的脸立刻就变了色,儿子不服气地说:“去就去!这次还没犯到他们手里。”话虽这么说,心里也发毛,他已经陪着他的反动父亲经历了十年的“革命洗礼”,群众专政的威力他是领教过的。   父子俩走进了那曾叫他们酥过多少次骨头的大门口,胡书记脸色铁青。   “莫凭栏!叫你抬鼓怎么不来呢?”   “这不是四类的活吗?我不能和他们为伍。”   “嗬嗬?界限划得倒挺清楚啊!告诉你,我们区别对待,不白使唤你,给你记工分。”   “胡书记!现在是我的假期。”   “你他妈的真能对付!支使不动你咋的?你看那些打秧歌的,哪个放假了?”这位在“斗批改”阶段从打手堆里“突”上来的“运动员”,呼地逼上来,照着莫凭栏的胸口打了一拳。   “胡书记,不要随便打人吧!我还没犯错误。”年轻人的眼里冒着火。   “你这狗崽子,打你又怎么着?你告去!”他又打了一拳。   看见儿子挨打,老莫头的心里很是难受,急忙从后面走上来赔罪。   “你这老混蛋!你给我撅着!”革命的胡书记把老莫头按到了墙角,又回身对莫凭栏说:“你抬不抬?不抬你们爷俩一起撅着!啥时候答应了啥时候起来。”   看着撅着的父亲,儿子屈服了。   “哼!你小子倒是别干哪?告诉你,事不算完,这些人耽误的工夫要算到你们身上。”他转身对老莫头说:“抬不了鼓也不能叫你回家享福去。你给我跟着游街去!”   胡书记真不愧是搞“专政”的干部,他的空白大牌子总在柜子里备着。他拿出一张,抓起毛笔,写了个“反动不化,反对拥军拥属”,往老莫头的脖子上一挂,“走吧,跟着看秧歌去,省得在家闷得慌!”   莫凭栏操起那个大杠子,放到肩上,屈辱的眼泪立刻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他不低头,也不擦泪,任凭它在脸上流淌。这个当年被同学们认为很有艺术细胞的青年,回乡后,也曾怀有“把青春献给农村”的天真理想。但是一年比一年冷酷的现实使他明白了:政策仅仅是好听的条文而已。他的文艺专长,也曾叫他发挥过一次:那时学习“小靳庄活动”的高潮期。而他偏偏却拒不参加,因而挨了一顿批判。在其余的岁月里,除了挨批挨斗,他没登过台;除了写检讨,他没动过笔。从他父亲抬大鼓,他没看过秧歌;甚至在外地看见秧歌,心里也顿然感到难受别扭。想不到今天,他倒被迫“参加”了秧歌队。   秧歌队沿街走着,儿子抬着鼓,老子挂着牌。这一创举惊动了满村人,使看热闹的人多了许多。人群中自然会有很开心的,但是多数人还是投出了同情哀怜的目光。有位老人说:“大过年的,折腾他们干什么?”然而这位同情者还不知道,胡书记折腾了他们一天后,还罚了莫家三十元钱,算是赔偿耽误出秧歌的损失。   晚上,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小艾丽的星期天》。当广播刚开了个头,说到“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幸福城……”莫凭栏心烦地扯断了天线:“什么幸福城,扯淡!”老莫头急忙接上线说:“可别闭了,大队召唤听不着,又该挨罚了。”   广播喇叭不管主人的心情如何,它照样播送它的故事。渐渐地,一家人听进去了:剧主人公的遭遇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共鸣。如果说剧中的资本家为了发财把人变成兽还得化装一下,来掩人耳目的话,而我们的革命派可以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公开把人变成狗!《小艾丽的星期天》是虚构的故事,而“莫家父子的新春节”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老莫头的问题尚没得到解决。直到1979年夏,大队才宣布恢复老莫头的公民权。而人们对他看法的转变,是在国庆节以后省政协来了一封慰问信之后,大家才确乎相信:老莫头真的不是阶级敌人了。   1980年的除夕夜,一帮年轻人围坐在老莫头的身边,要他讲讲他的过去。   老人笑笑说:“我的那些事,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嘛,怎么还让我交待呀?”   一个小青年说:“不!过去整你的那些材料都是假的,我们要听真的。”   “那可都是真的。”老人严肃起来,“抗战时期我确实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做白区工作,我也真的住过反省院。小凭栏就是在监狱里生的,所以我才给他起名叫凭栏。大跃进的年代我也真是个右派,所以才换来了这顶帽子,戴了这么多年。”说到这里,老人笑了笑,又接着说:“孩子们: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党对每一个人都是负责的。为我的问题,不知搞了多少次外调,耗费了多少钱财。所以我说,那都是真的。只有一点我不能承认,那就是:我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批我斗我,那是有人借题发挥。但我相信一点:党总有一天会给我做结论的。无论什么事,有开头,就有结尾。好比过年也是这样:有春节,就有除夕。你们看,今天不就是除夕了吗?”   河南哪家医院治癫痫病好卡马西平有什么功效伊春癫痫病医院公立荆州哪些医院可以看癫痫病